新华社北京６月２９日电（记者 韩洁、熊争艳、姚玉洁）２９日，酝酿半年多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在北京签署，５７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齐聚北京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开启亚投行正式成立的“倒计时”。 “今天是一个历史性时刻。”签约仪式上，西班牙驻华商务参赞司驾伟评价刚刚签署的英、法、中三种语言的亚投行协定。 一位澳大利亚代表说，亚投行协定是一个高质量文本，对各方关注的保障政策做出了严格规定，朝着各方预期的方向迈出了积极一步。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首批２２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后，亚投行筹建转入多边阶段，重点是同步推进吸收新意向创始成员国和亚投行协定的谈判。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２日，历经四轮首席谈判代表会议磋商，５７国就协定文本达成共识。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说，协定借鉴了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经验和做法，在治理结构、业务政策、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坚持国际性、规范性和高标准，确保亚投行专业运营、高效运作、透明廉洁。 “协定确定了亚投行的战略方向和治理模式。”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刘东民说，与现行多边机构做法相比，亚投行协定的一些规定更显其创新性和开放性，如项目面向全球采购，而不是仅限于成员采购；不设常驻执董会，提升运行效率，降低运行成本；明确将公开、透明、择优的人才招聘和选拔机制写进协定等。 亚投行法定股本为１０００亿美元。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介绍，由于个别国家未足额认缴按其ＧＤＰ占比分配的法定股本，目前亚投行总认缴股本为９８１．５１４亿美元，剩下的１８．４８６亿美元为未分配股本。 按照协定规定的原则，域内成员和域外成员的出资比例为７５：２５，成员在各自范围内参照ＧＤＰ比重分配股本。据此计算，中国认缴股本为２９７．８０４亿美元，占总认缴股本的３０．３４％，现阶段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 史耀斌说，域内外成员７５：２５的出资比例并非一成不变。经理事会同意后，亚投行可增加法定股本及下调域内成员的出资比例，但域内成员出资比例不得低于７０％。 财政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副主任周强武说，域内成员股本占大头，更多体现了亚投行为发展中国家利益代言的特点。亚投行和金砖银行都是致力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行国际机构互为补充，更好地支持亚洲域内国家发展。 史耀斌介绍，初始认缴股本中２０％为实缴股本，分五年缴清，每次缴纳２０％。此外，目前各国的认缴股本为上限并且是意向性的，须得到各国政府及立法机构的批准。 按照协定规定的原则计算，中国在亚投行中的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２６．０６％，也是现阶段投票权占比最高的国家。紧随其后的印度和俄罗斯的投票权分列为７．５％和５．９２％。 “中国在亚投行成立初期占有的股份和获得的投票权，是根据各方确定的规则得出的自然结果，并非中方刻意谋求一票否决权。”史耀斌说，今后随着新成员的加入，中方和其他创始成员国的股份和投票权比例均可能被逐步稀释。 据亚投行协定，亚投行的投票权由股份投票权、基本投票权以及创始成员国享有的创始投票权三部分组成。 其中，股份投票权等同于每个成员的股份数，持股越多，股份投票权越高；基本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１２％，由全体成员平分，包括新纳入的成员，也就是说只要有新成员加入，所有成员的基本投票权就会被稀释；创始成员国还享有每国６００票的创始成员投票权。 “这样的组合意味着投票权是动态的，基本投票权和创始成员投票权在总投票权中的占比也是协定磋商过程中各方争议的焦点之一。”刘东民说，亚投行投票权的规定体现了亚投行的开放性，随着更多国家加入，中国投票权可能逐步降到２５％以下，不追求一票否决权，也说明中国政府秉持的真诚心态。 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汤敏说，中国是大股东并不意味着对重大事项就有一票否决权，中国会关注和平衡其他国家的利益。亚投行是一种合作共赢的思路。 根据《亚投行协定》，亚投行将设行长１名，从域内成员产生，任期５年，可连选连任一次。亚投行将按照“公开、透明、择优”的程序遴选行长。 协定并没有公布谁是首任行长，因为行长将由亚投行的理事会任命。根据安排，亚投行将在正式成立后召开部长级理事会任命首任行长。 史耀斌说，协定签署后，各方将磋商制定行长遴选规则，待各方达成一致后才会启动行长遴选工作，届时中方将推荐强有力的候选人参与首任行长竞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说，首任行长的确定非常重要，因为首任行长将会为亚投行未来的管理定下基调，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亚投行未来多年的运营特点。首任行长必须资历过硬，有责任心，执行力强，对亚投行一系列事务进行规划、运筹、管理，并很好地领导组织亚投行各成员。 亚投行已确定总部落户北京，是否会在其他地方设立区域或国别办公室呢？史耀斌说，根据协定，可以在其他地方设立机构或办公室。相关具体安排将根据未来亚投行业务发展需要由各方共同商定。 首先是各意向创始成员国尽早完成《亚投行协定》国内批准程序，确保在年底前达成生效条件后，亚投行如期成立。 其次是，进一步完善环境和社会保障框架、采购等业务政策，以确保亚投行专业运营、透明运作、高效廉洁。 第三是，加紧制定人力资源政策以及员工选聘程序和标准，按照公开、透明的程序，在全球范围内择优选聘人员。 四是各方共同研究提出基础设施建设备选项目，为亚投行成立后尽早投入运营做好项目准备。 五是中方作为东道国，将继续全力做好亚投行总部落户北京的后续工作，为亚投行成立及高效运营提供可靠保障。 楼继伟说，目前亚投行的筹建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要把亚投行建成高标准的国际金融机构，还需付出更多的努力。 “我相信，在５７个意向创始成员国的合力推动下，我们一定能把亚投行打造成２１世纪新型多边开发机构，为亚洲和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积极贡献。”他说。
齐力治霾，中国在行动
“这是值得中国大洋工作者庆祝和永远牢记的历史性日子。”得知《深海法》审议通过，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办公室主任刘峰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写下开头这句话。彼时，在很多海洋工作者的朋友圈内，有关这项法规的消息开始刷屏。 2016年2月26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简称《深海法》），并宣布自2016年5月1日起实施。 “沉睡”在深海的资源潜力巨大。目前已经发现的主要资源包括多金属结核、钴结壳、硫化物等矿产，也包括“可燃冰”、油气等能源。根据有关统计，目前已发现33个储量超过5亿桶的深水巨型油田，预计未来全球油气总储量的40%将来自水深超过400米的深海区；“可燃冰”储量大约相当于所有煤炭和常规石油天然气总量的3倍。 海底资源的巨大吸引力，促使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技术与资金优势，纷纷投入巨资开展富钴结壳和其他深海海底资源的勘察开发研究。 为了结束数千年来各国通过战争争夺海洋资源的历史，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为人类共同继承遗产，任何国家不应对区域及其资源主张或行使主权/主权权利，由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全人类行使。 这一海洋开发的新制度开启了各国共同管理海洋、共享海洋资源的新时代。 按照《公约》，缔约国有责任制定相关法律制度，确保本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规定区域内开展资源勘探、开发活动。目前，已有美国、法国、日本、德国、捷克、库克群岛、斐济、汤加、新加坡、比利时等14个国家制定了专门针对深海资源勘探开发的法律。 根据《公约》，面积大约3.6亿平方公里的海域按照法律地位的不同，分成国家管辖海域、公海和国际海底。其中，国际海底也就是《深海法》中明确的深海海底区域，指各个国家管辖海域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 作为参与深海开发的主要国家之一，我国深海资源勘探、开发起步虽然迟于发达国家，但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已经步入世界先进行列。 多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海底区域活动，先后组织开展了40余个大洋调查航次，相继申请获得了多金属结核、多金属硫化物、富钴结壳等资源勘探合同区，发展了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海龙”号无人缆控潜水器、“潜龙”系列无人无缆潜水器为代表的深海勘察技术装备，为人类认识深海、和平利用深海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人走向深海大洋是必然的。”在国家海洋局局长王宏看来，《深海法》的出台，是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建设法治海洋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我国海洋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和人类和平利用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深海法》的立法目的是，规范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活动，推进深海科学技术研究、资源调查，保护海洋环境，促进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可持续利用，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立法原则是和平利用、合作共享、保护环境、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王宏说。 深海海底区域资源的勘探开发许可制度是《深海法》的核心。 《深海法》规定，我国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向国际海底管理局申请从事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活动前，应当事先向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审批的重点则是视其是否具备从事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的资金、技术、装备能力。对于不损害国家利益并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申请者，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将依法授予许可，并出具相关文件。 不过，获得国家许可只是第一步。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贾宇提醒，相应申请者还需取得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核准，签订勘探开发合同以后，成为承包者，方可从事相关的勘探开发活动。这一程序是依据我国加入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 “这是我国第一部规范自然人、法人及相关组织在我国管辖外海域开展相关活动的法律。”贾宇介绍，在地理适用范围上，该法所规范的海上活动集中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深海海底区域。“《深海法》充分考虑了国内法和国际法的衔接问题，协调了中国政府、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以及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法律关系。”贾宇称。 当然，保障从事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活动的我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也是《深海法》的重要原则之一。“承包者依法取得对深海海底区域合同区内特定资源相应的专属勘探、开发权，不仅受到国际法的承认和保护，同时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王宏表示。 享受权利的同时也需承担相应的义务。比如，承包者应承担认真执行勘探、开发合同，诚意遵守和履行合同规定的各项义务；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劳动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承担采取措施切实保护海洋环境的义务；承担保护作业区域内的文物、铺设物等义务；承包者还应定期向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报告履行勘探、开发合同相关事项，接受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对比国外相关立法，全国环境资源保护法研究会副会长张梓太发现，《深海法》虽然篇幅较短，但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较多。他数了数，“环境”一词在《深海法》中共出现20次，在法条的具体规定中，除设立第三章专门规定深海活动中的环境保护制度外，其他章节亦有关于环境保护的条款规定。 “深海勘探开发活动对海洋环境到底有多大影响，目前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张梓太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深海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认识逐渐加深，深海活动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深海法》中，要求承包方在深海资源勘探开发过程中采取环境保护措施的条款较多，说明中国将环保放在优先位置。”他表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深海法》明确提出支持深海科学技术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鼓励企业进行相关研究与技术装备研发，鼓励单位和个人通过开放科学考察船舶、实验室、陈列室和其他场地、设施，举办讲座和提供咨询等多种方式开展深海科学普及活动。 “目前，大洋科考队伍由起初的少数几家单位发展到联合国内外优势海洋研究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的综合勘探与研究队伍。”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所长李家彪说，这些政策的实施必将促进相关人才队伍的成长和壮大，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到深海科学技术研究的行列，孕育出在国际领域的高层次技术研究人才。 在贾宇看来，《深海法》确立了我国对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活动的许可制度、环境保护制度、科技发展与资源调查等制度，对于规范我国深海资源勘探开发活动、推进深海科学技术研究及资源调查，保护深海环境，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均具有重要作用。 “作为我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活动的重要行为准则，《深海法》的制定和实施也将为我国深海法律制度的发展奠定基石，其出台对完善我国海洋法律体系、提升海洋法治水平、提高公众海洋法律意识、促进海洋事业的整体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贾宇表示。（记者 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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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全国种植面积整体稳定，甜菜或出现小幅增产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2014年9月11日至19日，国家主席席大大应邀赴杜尚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并对塔吉克斯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印度进行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外交部长王毅向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王毅表示，中亚和南亚位于亚欧大陆核心地带，是我国发展稳定的安全屏障，也是我国向西开放的进取方向。往访4国均是古代陆海丝绸之路的重要沿线国家，历史上与我交往源远流长，现实中同我利益深度融合，是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4国中既有印度这样拥有12亿以上人口的大国，也有马尔代夫这样只有33万人口的小岛屿国家，信奉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不同宗教，有的国家高山耸立，有的国家海洋环绕，4国国情迥异，文化不同，但都拥有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梦想，都希望搭乘中国列车，加快前行。席大大主席此访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地区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用“一带一路”这一宏大构想将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互牵连在一起，同各方一道，共商发展大计，共促和平安宁，共圆振兴之梦。 席大大主席行程9天，共出席70余场活动，同各国领导人促膝长谈、亲密互动，与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真诚交流，阐述政策理念，提出倡议举措，促成一批战略性、示范性大项目。往访国政府和人民用最尊贵和最隆重的礼节欢迎席大大主席，热情、友好、盛大、欢乐的场景处处可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偕一家三代迎接席大大主席到家里做客，马尔代夫总统亚明、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专程赴机场迎送席大大主席，印度总理莫迪亲自安排并全程陪同席大大主席访问自己家乡。往访国掀起一波又一波“中国热”，莫迪总理告诉席大大主席，听说席大大主席将要访问古吉拉特邦的消息后，古邦所有中小学学生都在用中文学说席大大的名字。国际媒体聚焦报道、持续热议席大大主席此访的历史意涵，认为这对引领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提升中国与往访国及南亚地区关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带动安全和经济两个“轮子”一起转。上合组织是地区国家维护安全、共同发展的重要机制，也是我国发展同中亚国家关系的重要平台，正处于发展壮大关键阶段。当前国际及地区形势日趋复杂多变，阿富汗问题外溢效应突出，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上升，我与地区国家面临共同威胁和挑战，都希望加强团结合作。本次峰会的中心任务是推动新形势下上合组织健康发展。席大大主席阐述了中方对本组织发展的主张，强调成员国要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意识，协调一致加大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稳定和主权安全，大力推进互联互通、交通运输便利化、贸易投资一体化、融资保障机制建设。席大大主席提出的主张倡议结合了国际大势和地区形势，契合成员国发展需要，既着眼长远，又实实在在，得到各方积极响应，充分吸纳并体现在会议成果文件中。成员国一致同意继续协作严打“三股势力”，当前重点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和网络恐怖主义，积极参与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尽快研究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基金和开发银行，加强对阿富汗等周边热点问题的政策协调。 会议批准了扩员法律文件，开启扩员大门，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相继提出加入申请。这充分说明上合组织开放包容，更具吸引力和生命力，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进一步提升。 峰会期间，席大大主席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实现年内第4次会晤，两国元首决定相互给力借力，推动金融和大项目合作，加快建设中俄西线天然气管道，加强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战略协作。中俄蒙3国元首举行首次会晤，确立了三个邻国互利合作的大方向，特别是推进互联互通和跨境运输，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完善了我国周边的合作布局。席大大主席还分别会见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同他们就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 二、加强战略引领，提升我国同往访国关系水平达到新高度。中印是两大古老文明，是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两国友好交往源远流长，都处在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是世界多极化进程中两支重要力量。中印两国领导人从历史纵深和全局角度强调中印关系的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决定把两国友谊的纽带传承好、发扬好，使合作始终成为中印关系的主旋律。席大大指出，中国龙和印度象和谐共处、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包容发展，利在两国，惠及周边，泽被世界。莫迪总理表示，印中两国要发扬“从英寸到英里”精神，把两国关系不断推向前进。席大大主席强调，“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两国要扎扎实实，推动中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双方决定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以充实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双方同意从双边、地区和全球三个层面深化合作，维护两国以及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双方重申，继续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边界问题，在最终解决前，共同维护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席大大主席此访起到了增信释疑、凝聚共识的作用，推动中印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印度总统慕克吉表示，印度要从亚洲的发展中获益，同中国发展互利合作关系至关重要。印方愿同中方一道努力，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席大大主席同塔吉克斯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领导人对双边关系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重申坚定支持3国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相互支持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强调中国愿与3国分享发展经验，共享发展红利。中塔发表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并制订未来5年发展规划，中马首次建立面向未来的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斯签署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这些都为我同3国关系发展夯实了基础，指明了方向。马尔代夫总统亚明说，中国是大国，马尔代夫是小岛国，中国重视并尊重马尔代夫，马中关系堪称大小国家相互尊重、互利合作的典范。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面向全国公众发表电视讲话，多次感谢中国提供的宝贵支持和帮助。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称赞中国的发展给地区和世界带来和平的希望、发展的机遇。3国元首一致表示，愿同中国做真诚朋友和亲密伙伴，携手前行，世代友好。 席大大主席在印度发表面向南亚地区的政策演讲，阐述了新时期中国对印度和南亚的政策以及加强同南亚国家合作的重大举措，强调中国愿同南亚各国和睦相处，希望以“一带一路”为双翼，与南亚国家一道实现腾飞。 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我与4国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席大大主席去年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不断得到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鸣和支持。一年来，“一带一路”已从理念设计、总体框架到完成战略规划，开始进入务实合作阶段。我们将与沿线各国一道，着力打造中国－中亚－西亚、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三大经济走廊，拓展推进海上丝绸之路新航程，重点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金融、民生等领域互利合作。 席大大主席此访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一次精彩“路演”。席大大主席提出，要把“一带一路”与有关国家的发展战略深入对接，将中国优势产业和4国区位特征和发展需求紧密结合。中塔启动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建设，合作解决塔能源供应、交通运输、粮食安全三大发展瓶颈；中马加强海洋事务、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和民生领域合作，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中斯启动双边自贸谈判，重点推进港口建设运营、临港工业园开发建设；中印积极研究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发挥中方优势，改造升级印度铁路，兴建产业园区。这些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受到当地政府欢迎、百姓支持，也带动我企业及技术装备加快“走出去”。访问期间，我国同4国共签署60多项合作协议。4国均表示愿积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马尔代夫总统亚明表示，“一带一路”将把亚洲国家更紧密联系在一起。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重要内容，席大大主席强调，要传承丝绸之路友谊，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巩固我同4国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席大大主席同4国领导人就加强人文交流达成高度共识。访问期间，彭丽媛同志走访学校、热心公益、沟通文化，以特有的方式展示中国魅力，增进友好感情。 王毅最后说，周边是我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和平稳定合作的周边环境，中国的发展势头也给周边国家带来重要的合作机遇。中国周边外交正在进入新一轮活跃期。一年多来，席大大主席的足迹遍及中亚、东南亚、东北亚、南亚地区13个国家，我们还主办了主要由周边国家参与的“亚信”峰会。席大大主席每到一处，都积极宣介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阐述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信念，唱响中国发展前景光明论和中国增长机遇论。席大大主席以真诚的情感、质朴的话语、坚定的信念、实在的举措，亲自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结合起来，增进了彼此互信和互利合作，体现了一个大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责任担当。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席大大主席的周边外交思想，落实好席大大主席这次访问的各项成果，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办好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极推进区域一体化，张开“一带一路”这对神奇的大鹏翅膀，助力中华民族腾飞，带动各国比翼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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